飞行员康庭梓，原本是1971年9月13日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的256号三叉戟上的副驾驶，幸运的是，9月13日他并没有登上256号飞机……

以下内容引自原256号三叉戟副驾驶康庭梓所著《真相：专机副驾驶亲历“九一三”》，该书真实还原了“256号专机”的全部活动过程。

我（康庭梓）是河南巩义人，1959年8月，高中三年级顺利地通过了招飞考试。入伍后，被分到涿州的空军第六飞行学院。

1964年，4年的航校学习结束，分到空军第34师，这是全军唯一担任国家专机任务的专机师，能被挑进专机师的，个个“根正苗红”。

9月12日是星期天，我本来要回城里的家中，但是一天前，副政委潘景寅找到我，说周末有任务需要值班。

因为是周日，晚饭吃的是蒸饺，我把蒸饺都盛好了，大队值班室的人员跑进来喊：“康庭梓，有紧急任务！”

路上，我看到机械师李平和潘景寅在办公楼前说话，然后李平往机场方向跑来，遇到我，李平说：“潘副政委说要飞山海关，把油料加到16吨！”

我一愣，16吨油是三叉戟从北京飞广州或成都的量，到山海关这么短的距离加这么多油干嘛？

到达团值班室，领航副主任李成昌已经到了，一会儿，潘景寅也进来了，他只夹了个小资料包，神色也没见任何异常。

机组9个人到齐后，一辆油车正在给飞机加油。李平说：“潘副政委，就加了15吨油，油车没油了。”

心直口快的陈联炳随口说了句：“加那么多油干什么啊？”潘景寅没有吭声。

一会儿，一辆伏尔加轿车驶来，下来几个人，我认出林立果、刘沛丰、还有一个戴眼镜的是林立果的英文翻译程洪珍，车上还下来两个不到20岁的女孩子，穿着空军军装，身材高挑，眉清目秀。

这趟专机只有林立果、刘沛丰、程洪珍和那两个女兵，一共5位乘客。

19点40分，256号三叉戟从西郊机场起飞，机长是潘景寅，第一副驾驶是陈联炳，我是第二副驾驶。

35分钟后，飞机降落在山海关机场。

他们下飞机后，机组人员开始例行检查，我听见潘景寅对李平说：“待会儿把飞机加到17吨。”

这是潘景寅第二次嘱咐加油，我一听，马上就问：“为什么加这么多油，明天上哪儿去啊？”

潘景寅没吭声，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

油车开过来后，出了小麻烦：三叉戟飞机是用一个特殊的接头，从机翼下边通过油车的压力，直接加油进去。但是山海关机场的这辆加油车导管和我们自己带的压力接头不配套，无法正常加油。

潘景寅说：“那就不要加了，等明天早上再说吧！”

飞机上此时剩了12吨半油，这也决定了256号后来的命运。

9月12日的256机组一共9个人：机长潘景寅，第一副驾驶陈联炳，第二副驾驶是我，三个机械师分别是李平、邰起良和张延奎。领航员李成昌，通讯员陈松鹤和服务员小魏。

我没想到，这会是我人生的最后一次飞行！

9月12日到达山海关机场后，晚上我们住在机场招待所，潘景寅被安排住在高干房间，服务员小魏和那两个女兵住在一起。

剩下我们7个人住在另一栋连在一起的平房里。第一间是我们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李海彬、第二间是程洪珍、第三间正好有3张床，分给了3个机械师：李平、邰起良和张延奎。我与领航员李成昌住第四个房间、第五间是陈联炳和陈松鹤。

过了一会儿，潘景寅来了，我们机组9个人聚在3个机械师的房间里。潘景寅交代：“明天6点起床，6点半吃饭，然后早些到机场准备飞机，待命。”

睡觉的时候接近23点了，刚睡着一会，李海彬在门外急呼：“快起床！”接着又听到他在猛敲隔壁房间的门。

我爬起来打开灯，李成昌也起来了，我们都以最快的速度穿衣服。

我穿第二只皮鞋的时候，突然听见很响的一声“轰”，这声音我太熟悉了，是三叉戟发动机的轰鸣声。我没顾上系鞋带，衣扣也没扣好就往机场跑。

出门就看到副驾驶陈联炳和通讯员陈松鹤两人已经跑在了我们前面。经过程洪珍房间时见他站在门口，呆呆地看着停机坪。

跑到停机坪时，那架256飞机正在滑入跑道，我们4个人还没上，飞机怎么就准备起飞了呢？

这时，海军人员也迅速赶来，望着飞机，呆在那里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
混乱中，一辆载满陆军士兵的卡车开到了停机坪，士兵们端着步枪从车上跳下，有人喊“开枪”，又有人喊“不准开枪！”

可是，这时飞机已经滑入跑道，开始增速滑跑，几十秒钟后便冲天而起，消失在机场西南方的夜空。

站在我身边的领航副主任李成昌，没有忘记他的职业习惯，习惯性地抬腕看表：1971年9月13日零时32分。

我后来听审查我的专案组人员说：9月13日凌晨零点5分，潘景寅接了一个电话，随后就通知李海彬给飞机加油，在李海彬打电话要油车的时候，潘景寅先经过程洪珍的房间，再经过我们的房间，直接走到3个机械师的房间，悄悄把他们叫起来去了机场。

现在看来，他是有意识地把我们甩掉的！

很庆幸的是，我们糊哩糊涂地来，最后又被糊哩糊涂的被甩掉了！

1971年9月13日，多年后回忆这一天，康廷梓仍然暗自庆幸：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，幸亏我被甩掉了！

以下内容引自《党史博览》1992年创刊号所载，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将军的回忆录部分段落。自1988年起，吴忠将军开始书写回忆录，可惜的是，两年之后吴忠将军逝世，这部回忆录尚未写完。

1971年9月13日夜，林彪乘坐256号三叉戟从山海关机场飞走不到5小时，一架直升机被战斗机迫降在怀柔县境内，“913”这一夜，注定成为惊心动魄，载入史册的一夜。

9月14日中午，周恩来接到外交部驻蒙古使馆的紧急电话：“256号三叉戟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，机上8男1女全部死亡。”

自13日零时32分，256号三叉戟从山海关机场飞走后，周恩来受主席委托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紧急召开政治局临时会议，布置应变措施，直至接到使馆电报时，他已经连续工作了整整30多个小时，未眠未食。

就在10几个小时前，他刚刚处理完另一起飞机迫降事件：

9月13日凌晨，256号三叉戟飞走不到5个小时，北京卫戍区京郊指挥所向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报告：怀柔县境内发现一架迫降的直升飞机，机身编号3685，机上5人，死亡3人，活着的两人已被抓获。

在这之前，256号三叉戟刚刚飞走之后，周恩来已经命令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率队进驻空军指挥所，接管了空军的指挥权。同时，周恩来命令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部署整个北京地区的紧急战备。

此时的北京地区，天上，归李德生指挥。地上，归吴忠指挥。

但李德生、吴忠是分别接受的命令，彼此并不知悉对方此时所担负的特殊职责。

3685号直升机迫降，人员被抓获，属于地面上的事，吴忠接报后，立即命令北京卫戍区部队：“对直升机迫降区域实施戒严，保护好现场，仔细搜索散落的一切文件资料。没有总理指示，任何人不得进入现场。特殊时期，对于不听劝阻，敢予强行闯入者，可以开枪！”

就在命令下达后不久，京郊指挥所负责直升机迫降现场的警卫部队又给吴忠打来电话：“一队全副武装的空军分队不听劝阻，欲强行进入现场，说是正在执行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的命令。”

吴忠此时并不知道李德生已接管了空军，一听这支空军部队说是奉了李德生的命令，马上心生戒备，在电话里吼道：“假的，李司令怎么会直接指挥空军？告诉他们，我们奉总理命令，正在执行特别任务，请他们不要插手。如果不听，你们就把这群蓝裤子全部缴械，就地看管！”

吴忠下达完命令，马上要通了总理办公室的专线电话，向总理汇报情况。

周恩来听完吴忠的汇报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吴忠同志，我没有告诉你，李德生同志是我派去接管空军的。在搞清楚这支空军分队身份之前，武器暂不发还，但态度要礼貌。如果他们真是德生同志派去的人，过后你要好好招待人家一下，也给德生同志好好解释一下。”

吴忠这才稍微放下心来，电话那头继续说道：“吴忠同志，你做得很好，现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随时提高警惕，你们这种高度的革命军人责任感，令我很欣慰。我再重申一遍，天上的事情李德生同志负责，地面上的事情由卫戍区、由你吴忠同志负责！这一点，我马上和李德生同志讲。”

事后证实，这支全副武装的空军分队，确实是由李德生派出的，包括迫使这架直升机迫降的8架歼六战斗机，都是李德生司令员派出的。

自这架3685号直升机出现在空军指挥部雷达上的第一秒开始，李德生就一直盯着它，直到它被派出的战斗机迫降，李德生这才松了一口气。

这架直升机上一共有5个人，其中3人分别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于新野、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、7341部队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，这3个人全是林立果的死党。

另外两人是直升机驾驶员陈修文、副驾驶陈士印。

事后，经过对抓获的李伟信审讯得知，256号三叉戟出逃后，周宇驰用伪造的起飞命令骗取3685号直升机驾驶员陈修文信任，飞机起飞后便要求陈修文改变航向，向张家口飞去。

驾驶员陈修文察觉周宇驰等人意图叛逃，就想往回飞，刚好此时奉李德生命令进行拦截的8架歼六战斗机赶到，并开火示警，陈修文借口躲避炮火，将罗盘故意损坏后将直升机迫降。

迫降后，周宇驰开枪将陈修文打死，眼见大势已去，逃无可逃，决定自杀。

周宇驰对于新野、李伟信讲：“要么我先打死你们，我再自杀。要么我们一起数123，各人对着自己脑袋开枪。”

于新野、李伟信都选择自己开枪。

于是，周宇驰、于新野、李伟信三人面对面围坐成“品”字形，由周宇驰来数123……

当周宇驰数到“3”时，三声枪声响起，但只倒下了两人，李伟信怕死，在最后一刻把子弹打到了天上。

以下内容引自《许世友回忆录》，解放军出版社，2005年版。

1971年9月16日，“913事件”发生后的第三天，许世友被中央秘密召回北京，主席特别叮嘱许世友：“一定不要坐飞机，坐火车来！”

9月17日凌晨2点，受领完任务的许世友迅速回到南京，马上打电话给从9月13日起就一直值守在作战值班室的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肖永银，20分钟后，肖永银赶到了中山陵8号许世友的家中。

许世友开门见山：“中央命令我们把‘三国四方’马上抓起来，你愿意带谁就带谁，立即出发，先到上海把王维国抓起来，王洪文会协助你。然后赶往杭州，把陈励耘抓起来。”

注：“三国四方”分别指：参加林立果秘密会议的，驻上海的空4军政委王维国、驻杭州的空5军政委陈励耘、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，以及江腾蛟。

肖永银当即在许世友家中用红色保密专线电话通知军区保卫部长、保卫科长、保卫干事，再加上自己的秘书和警卫员，一行6人都带上手枪，当夜即乘坐专列秘密驶往上海执行抓捕任务。

肖永银到达上海锦江饭店10层的小会议厅时，上海革委会副主任王洪文、马天水、上海警备区司令员、政委已奉命在此等候多时。

王洪文等4人当天接中央通知，只知道要配合肖永银的行动，但并不知道行动的具体内容。4人见到肖永银后，全都默不作声，静候肖永银指示。

肖永银也不及寒暄，掏出命令往桌上一放，说道：“中央命令我们把王维国抓起来，我的意见是引蛇出洞，王维国手上有兵，最好不要来硬的，你（指王洪文）打电话给他，让他过来。”

中央的手令在此，王洪文虽属新贵，却也毕恭毕敬地对着肖永银答道：“是！”

肖永银转头问上海警备区司令员、政委：“你们那里准备得怎么样了？”

二人回答：“下午接到命令，已经调进了两个师，进出上海的要道已经全部堵死！”

肖永银收起桌上的命令，抬腕看了一眼手表说道：“那就执行吧！”

王洪文走到沙发前拿起电话，总机接通了王维国的专线，王洪文说道：“中央来了个紧急指示，要不，你现在过来看一下？”

王维国一听有“紧急指示”，当即赶往锦江饭店，进到门口，饭店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热情迎接，说道：“首长们已经在会议室了，随员请去休息室休息。”

王维国点点头，这已经是惯例，王维国并不觉得奇怪，于是，秘书、警卫被拦在了楼下，王维国一个人乘电梯上到10楼。

王维国刚踏进会议室一眼就看到肖永银，立马觉得不对，肖永银走到他身前，掏出命令：“我代表中央向你宣布，你被逮捕了！”

拿下了王维国，肖永银正准备马不停蹄赶往杭州抓捕陈励耘，许世友的电话就到了：“你不要去杭州了，去了就回不来，他们可能会扣住你。你还是想个办法把陈励耘叫到上海去！”

放下电话，肖永银向王洪文等人转达了许世友的意见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说道：“许司令的顾虑是对的，杭州的空5军从来都是林立果的地盘，必须防备万一！”

于是，王洪文又拿起电话，通知陈励耘来上海看“中央紧急指示”，为了怕陈励耘起疑心，颇有心计的王洪文故意让陈励耘转告给毫不相干的驻杭州陆军第20军，让他把20军的政委南萍也一起叫来。”

一听有“中央紧急指示”，而且陆军20军政委南萍也要去，陈励耘竟丝毫不疑，亲自给南萍打电话，然后一起登上专列赶赴上海。

5个多小时后，陈励耘、南萍来到了上海锦江饭店10楼会议室，当一副手铐铐在陈励耘的手腕上时，肖永银对20军政委南萍说道：“南萍同志，我奉中央命令逮捕陈励耘，你先在这休息，不要打电话接电话，等我回到南京后，你就可以回杭州了，不要问为什么，以后再和你解释！”

不一会，上海警备区安排押送王维国、陈励耘的专车和警卫战士到达锦江饭店地下车库，肖永银为防消息走漏，担心途中出现意外，没有让车队直接回南京，而是直奔苏州，一路向北到达常熟，然后过长江，绕了一大圈才安全返回南京。

9月25日，肖永银电话通知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来军区商讨工作。此时距离逮捕王维国、陈励耘已经过去了9天，周建平心中有数，虽惴惴不安，但也不得不硬着头皮来到了肖永银的办公室。

周建平刚一落座，肖永银给他端上了一杯茶说道：“老周啊！我问你一个事，我听说，上海巨鹿路曾经开过一个秘密的小型会议，你参加了没有？”

周建平闻听此言，知道大势已去！

空4军在巨鹿路有一个秘密招待所，3月31日，林立果在这个招待所的地下室里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，参会的人员除了前几天被逮捕的王维国、陈励耘、江腾蛟外，只剩下自己了。

到了此刻，周建平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，只是环抱双手一言不发，眼睛望向天花板。

肖永银见周建平沉默不语，说道：“老周，这样吧，你下去好好想想，想起来了就详细地写出来，好不好？”

这时门口进来了两名军区保卫部干事，周建平还是一言不发，默默地站起身来，被押了出去……

至此，肖永银将军圆满顺利地完成了许世友司令员交赋的逮捕“三国四方”的任务。

以下内容引自《汪东兴回忆录》：

1971年9月24日，黄永胜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，要他8点30分准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，黄永胜心里明白，去了就回不来了……

“913事件”之后，黄永胜、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邱会作四人在行动上仍然是自由的，中央给了他们整整10天时间——

“看他们10天，让他们主动交代问题，争取宽大处理，老同志，允许犯错误，允许改正错误，交代好了就行！”

但这“四大金刚”在这10天里什么都没向中央交代，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回忆道：“中央本来看在他们是老同志，是给了机会的，但他们在这10天里却什么都不说，只顾着烧文件！”

于是，10天时间一到，9月24日，中央办公厅奉命通知黄永胜、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邱会作四人，于早上8点30分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“开会”。

最先到达的是黄永胜，一下红旗轿车，萎靡不振的黄永胜立马挺直腰杆，虽然已预感到结局，但黄永胜仍然尽量地保持住一个将军该有的军人仪态。

稍顷，另外三辆红旗轿车先后到来，他们是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邱会作。

吴法宪身材矮胖，绰号“吴胖子”。李作鹏抗战时被日军施放的毒气熏瞎了一只眼睛，绰号“李瞎子”。邱会作又高又瘦，和吴法宪的身材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反差。

四人刚走进大厅，跟在他们身后的随身警卫和秘书就被拦了下来，四人早已预知结局，竟无一人出言发问，连头都没回，自顾自的在福建厅落座，彼此间对视一眼后，均默不作声。

半晌，一扇侧门打开，几名军人鱼贯而入，表情庄重严肃分列两边，周恩来手拿一份文件从另一扇侧门快步进到福建厅，环视四人一遍，而后宣读文件——

“中共中央决定：黄永胜、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邱会作不再负责现职工作，限令离职反省，彻底交代，军委日常工作交由叶剑英同志主持。”

文件念完，几名军人走上前去，两人押一个，立即将四人架出福建厅，押往北京卫戍区位于顺义县的某师师部隔离审查。

四人早有心理准备，既不申辩，更不反抗，唯有黄永胜经过周恩来身边时小声嘟囔了一句：“我与逃跑的林彪没有一丁点关系！”

1971年10月3日，中央成立专案组。

1976年12月，黄永胜、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邱会作由隔离审查转为逮捕。

1980年12月，黄永胜、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邱会作被押进特别法庭，接受审判。

本文资料引自：

1、康庭梓著《真相：专机副驾驶亲历“九一三”》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，2013年版。

2、《党史博览》，党史研究室主办、党史博览杂志社出版，1992年创刊号。

3、《九一三事件补白》，1988年3月25日载于《瞭望周刊》。

4、《李德生回忆录》，解放军出版社出版，1997年版。

5、《许世友回忆录》，解放军出版社出版，2005年版。

6、《汪东兴回忆录》，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，1997年版。